四川眼库现状调查报告3
◆成都眼库逐渐消亡，昨日经本报披露后，在业内引起震荡。相关医生和医生表示，眼库开展艰难的一个原因是，每年接受的角膜太少，造成眼库“有库无眼”，终渐归消亡。
◆彭州军乐镇华光村，31岁的尿毒症晚期患者王代英决定，身后捐出角膜。昨天，两个姐姐却舍不得她那样做。大姐说，妹妹从小几乎没享过什么福。如果再捐角膜，情感上她无法接受。二姐则表示，“农村有这个说法，要是眼珠子没了，做鬼都看不见。”
◆《人民日报》去年曾刊发一篇评论：《愧对斯里兰卡的眼睛》。文章称，斯里兰卡是一个小国，志愿身后捐献眼角膜的人数却超过了500万，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57个国家捐献过5万多枚眼角膜。
可中国在眼库建设方面却不尽如人意。作者李泓冰直击“传统风俗”对角膜捐赠的阻隔，“严重的供体不足，让中国多达400万的角膜病患者，只能在黑暗中辗转，”“比如顽固的陋俗：死者的遗体不容缺失，哪怕只是一片一分钱硬币大小的眼角膜……”
捐出眼睛 我就还没死完
彭州军乐镇华光村的王代英，在31岁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：在身后捐出角膜。目前，她已是尿毒症晚期。但这个心愿终可能无法实现。在两个姐姐那里，她的决定几乎遭到一边倒的反对。
坍塌的瓦房，屋檐下刮着冷风。前日，在破乱空荡的院子里，王代英未语泪先流。
她是汶川人，嫁到彭州后，和丈夫生有一女。2005年，她腰痛眼肿，检查出了肾炎。一年后，发展为尿毒症。
所幸，经一家电视台呼吁，彭州一位企业家开始帮助她。两年来，陆续资助了两万多元。医院也帮她减免了一些费用。但如今，病情愈加严重。她准备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：在离去之后，捐出角膜。
生出这念头，源于去年一个电视报道：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因为患了眼疾，失去了视力，到处苦寻角膜。而王代英恰好也有个7岁的女儿。那个失明孩子的遭遇令她心碎。当时她就暗自做了这个决定。
另一个原因则是感恩。王代英说，她现在深刻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温暖。就连自己坐车去彭州看病，在城里坐三轮车时，他们都没收过她的钱。她认为，眼珠子这么好，烧了可惜，“如果我去了，眼睛还留在世上，至少我还没死完。”
但她的决定，几乎遭到一致反对。
意见大的是两个亲姐姐。“我很不希望她捐角膜。”昨日，王大姐一提这事，就在电话那头哭。她们家是四姊妹，王代英小。父母双亡时，妹妹才7岁，是她把妹妹们拉扯大的。妹妹从小几乎没享过什么福。这是她心里内疚的。如果再捐角膜，情感上她无法接受。
“妹妹太‘造孽’了。”王二姐也哭泣着说，“农村有这个说法，要是眼珠子没了，做鬼都看不见。”她说，她是不会让妹妹捐的。
王代英却说，自己还会继续劝说家人……
角膜捐献 需突破重重障碍
王代英的遭遇，只是一个个案。在角膜捐赠领域，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机制不健全，相关法律法规缺失，成为一道道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观念作祟 角膜难捐
“主要还是观念问题。”省医院眼科眼底疾病专业组组长张悦认为，国人大多对自己死后的身体“完整”持有很传统守旧的观念。
《愧对斯里兰卡的眼睛》写于2007年3月，作者是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记者李泓冰。对比斯里兰卡和中国的眼库建设，以及志愿身后捐献眼角膜的人数，中国的现状让李泓冰感到有些惭愧。
这篇评论在网上一度广为流传。昨日，记者与李泓冰取得联系。她解释，写这篇评论，缘于当年她看过的一则报道：2007年2月26日，斯里兰卡总统将一对眼角膜作为国礼，赠给中国。李泓冰对器官捐献、移植领域非常熟悉，于是慨然动笔。
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理事兰礼吉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“死后留个全尸，”“要完完整整离开，”“生者不能平添死者的痛苦”等观念，是器官捐赠渠道不畅的重要因素。曾有捐赠者去世后，亲人不顾死者意愿，坚决不让医生动死者身体的任何部位。医生只好遗憾地放弃。
“这是中国传统的观念：父母给的东西不能轻易抛撒。所谓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’。”省社科院医生胡光伟明确指出，这是公民志愿意识在角膜捐赠领域的缺乏。
通道不畅 机制要变
“另一方面，很多善良开明的意愿，也止步于机构的不健全。”李泓冰直言，在国内捐献遗体或器官，往往需要家属自己去跑、联系单位、填各种表或自行承担一些检验费，有时还要忍受各种质疑，关键词：成都眼库,捐角膜,彭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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